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紹興籍浙大教授盧向前:廝守敦煌學

2019-12-18 10:24

來源:紹興網-紹興日報

30余年來,嵊州籍學者盧向前在敦煌吐魯番與唐史研究中提出了諸多創見。而這些創見,如今匯集在新書《敦煌吐魯番與唐史研究》里。趁著新書出版,記者專訪了這位深耕敦煌學研究的浙大教授。

北大遇名師,入門敦煌學

盧向前的家在浙江大學西溪校區邊上。自1985年在此任教起,到2012年正式退休,他把半輩子的時光都貢獻給了這所大學。

不過,說起他的敦煌學研究,則要從另一所大學說起。“我是1978年考上北京大學的,引導我走上敦煌學吐魯番學研究的兩位先生是王永興和張廣達。”盧向前說。

“那時,百廢待興,敦煌學研究也是長期停滯,人才凋零,亟待迎頭趕上。北大作為中國學術的中心,首擔重任。當時季羨林、周一良、鄧廣銘、宿白等先生都非常關注敦煌學研究。而具體說起培養學生這一百年大計,則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歷史系唐史研究方向的這兩位先生身上。”令盧向前至今印象很深是,1980年2月,新學期開始了,學院走廊貼出的課程表上有一門課“敦煌文書研究”。那是王永興、張廣達兩位先生共同為趙和平、安家瑤他們這一級研究生開的研究課程。但1978級的本科學生,經歷過多年的知識饑渴,也不管研究課不研究課的,呼啦啦一下子去了20多位。盧向前就是其中一位。

“先生以《西魏大統十三年計帳》文書給我們以敦煌學的啟蒙,留的作業則是通讀這件文書。課后,我就很認真地讀起來。遇到讀不懂的,就去請教先生。”盧向前說,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《伯希和三七一四號背面傳馬坊文書研究》就是兩位先生為他選的題。

“研究敦煌文書,首先是錄文。先生的要求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抄錄,不管是錯字別字還是其他什么字,都抄錄上去,容不得半點改動。”盧向前還記得,當時的錄文是在北大圖書館一樓東北角的一個閱覽室里進行的。“條件比較艱苦,大白天都得把窗簾拉上,布置得像暗室似的,角落里擺放著顯微機,手搖的,用猩紅色的燈芯絨罩著。有點光亮,是燈光打在白色的臺面上反射出來的光。暗室里面充斥彌漫著的似乎是霉味,還有膠卷因灼熱而散發出來的焦臭味。我們把半個身子埋進機器中,目光便緊盯著臺板反射出來的字,不多久,有點想嘔吐,這是一種強烈的暈車感覺。但大家都有著投身于科學研究的興奮,認認真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地錄著。”

盧向前告訴記者,錄文認字不太容易,還在于文書本身的字跡就難以辨清,而翻拍的膠卷質量不過關無疑又增加了難度。所以一旦認出一個認不清的字來,猶如破了一個大案,是很讓人高興的。

“當時我的認字功夫還不錯,能認出幾個

專注敦煌吐魯番學,延伸唐史研究

別人不能認出的字,大家就戲稱我有特異功能,因此還有了季羨林先生請我吃飯的美談。那一次,季先生在寫‘糖史’的論文,讓我核對一份敦煌卷子,有點新發現,季先生就很高興,專門請了我和兩個同門吃飯,吃的是西餐,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。”盧向前說。

專注敦煌吐魯番學,延伸唐史研究

1982年,中華書局出版了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,這個論文集可以說打響了國內研究敦煌學的第一炮。盧向前的第一篇學術論文《伯希和三七一四號背面傳馬坊文書研究》也被收錄其中。

也正是這一篇論文,讓盧向前真正走上了敦煌文書的研究道路。從什么也不懂,到后來陸續寫了《馬社研究——伯三八九九號背面馬社文書介紹》《牒式及其處理程式的探討——唐公式文研究》《關于歸義軍時期一份布紙破用歷的研究——試釋伯四六  四零背面文書》《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前期和糴之特點》等諸多論文,甚至于他撰寫的學士、碩士畢業論文,也都與敦煌吐魯番文書有關。

1985年,從北大碩士畢業的盧向前,到了當時的杭州大學任教。“我開設過中國古代史、中國古代經濟史、中國古代文化等課程,而就研究領域來說,我還是沒有放棄敦煌文書研究。”盧向前說,他當年一到杭大就去查家底。“沒到杭大前,我知道學校圖書館藏書300萬冊,但跑去一看,發現300萬冊中與我的研究相關的書籍寥寥,心中不免涼了半截。后來再到歷史系資料室,忐忑之心才放下一半,那里的好東西不少,一些研究資料雖有殘缺,但缺得不多。再到古籍所,又找到了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(未出齊),特別是有敦煌文書的全套縮微膠卷在,我大喜過望。”

資料找到了,論文撰寫過程卻很艱苦。“古籍所的那個顯示機燈管壞了,校圖書館有閱讀機,破例借得膠卷到校圖書館閱讀。那機器也經常出狀況,得用肚子頂著開關,才能正常運轉。那些日子是江南的冬天,身傾前桌、肚挺開關、手搖曲柄、眼盯熒屏……在昏暗的走道里,吹著嗖嗖冷風,翻看著縮微膠卷,若無堅持精神真是難以為繼。”盧向前說,當時的他以數天之功,奔波告擾于古籍所圖書室諸位老師,終將所需材料錄校完畢,撰成《金山國立國之我見》一文。

不過,經此一役,盧向前體會到了地方院校搞研究之煩難。恰好此時,唐長孺主編的十冊《吐魯番出土文書》陸續出版,他就開始把一些注意力轉移到唐代西州區域了。

“我在杭大還讀了博士,我的博士導師梁太濟先生的研究領域橫跨唐宋,他對隋唐五代宋史的研究是大家水平,對我影響極深。我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《唐代西州土地關系論述》。”從敦煌學研究起家,再延伸至吐魯番文書以及唐史研究,這是盧向前一路走來的學術路線。

“西州的吐魯番文書資料是敦煌文書之外的新資料,我研究西州,是希望從更大的、唐史研究的視角來看問題。”在盧向前看來,敦煌吐魯番學研究本身就有一個很廣博的范圍,他做的敦煌吐魯番學基本上屬于歷史學領域,和唐史研究密不可分,甚至可以說是唐史的一部分。

“敦煌吐魯番研究和唐史研究,有一個特殊性和全局性的關系在里面。有時候,我們對敦煌吐魯番研究的成果,不能放得過大,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敦煌吐魯番的東西,就是唐代普遍性的東西,這個過程需要認證。另一方面,我們研究敦煌吐魯番學,非常需要唐史知識的背景,從普遍性的意義上來看敦煌吐魯番學,才能提升敦煌吐魯番學的研究價值。從這點來說,就敦煌論敦煌,就吐魯番論吐魯番是很不足的。我以為,就歷史學而言,將兩者更好地結合起來,才是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未來之路。”盧向前說。

作者:記者 徐霞鴻 文/攝編輯:雷彥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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